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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刚刚开完上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员会议大会后,就匆忙地赶到安贞医院,他要利用下午委员们休息的时间做三台小儿心脏的手术。
“抱歉,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刘迎龙见到《科学时报》记者后立即表示歉意。本约好下午4点30分在全国政协委员的驻地北京会议中心进行采访,由于临时来了个急诊小儿患者,刘迎龙便多做了一台手术,直到5点30分才赶到。
这样的突发意外情况对于刘迎龙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在记者正常采访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的手机至少响起了5次,都是安排手术、会诊的事情。两会期间,除了大会的日程安排之外,刘迎龙把能抽出来的时间几乎全部安排满了。
此次参加两会,刘迎龙带来的提案之一是《关于乡村卫生人员的培养、提高、管理的建议》,他认为,近几年随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拨专款加强行政村卫生室建设,对村医实行补贴,问题已得到初步缓解。但对怎么样提高医药卫生队伍的整体水平、如何使卫生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村卫生事业的现状,依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行医执照,但却是捍卫将近8亿名农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刘迎龙认为,在医改过程中,一定要全面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培养、提高、管理,才能更好推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实现,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向纵深发展。
我国现有执业医师约200万人,平均每600多人就有一名执业医师,比例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这些医务人员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而乡村和基层匮乏,都会存在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目前,约有100多万名乡村医生广泛分布在各行政村的卫生室。
“这支队伍有一定经验,但普遍学历低、缺乏系统医学知识,绝大部分没有行医执照,且待遇不高,人员流动快,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刘迎龙说。
虽然国家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中已经明确了当地政府应该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助,但是具体的补助方案细则并没有规定,留下了很多“操作自由空间”。
从2009年4月16日卫生部网站发布的《全国各地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情况通报》看,补助标准地区性差距巨大,最低的每年补助仅300元,最高的补助6000元,悬殊差距高达20倍。
“这就造成了越是在基层工作的乡村医生,待遇越低,因此导致农村地区卫生发展的马太效应。”刘迎龙将此现状形容为“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
对于如何强化乡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的确采取了多种形式,新医改方案中也明白准确地提出,3年内将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但是距离农村人口能就近“有地方看病、有医生看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和“小病轻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乡、疑难大病不出县”的农村卫生改革目标,刘迎龙觉得还有非常长一段路要走。
“这既包括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刘迎龙说,现在最为紧要的事情除了要想办法稳定乡村卫生人才队伍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加强管理与培训。
各市属高等医学院校可根据乡村卫生人才需求状况,开展学历教育,采取定向招生的办法为乡村培养卫生人才。也可在市级中等卫生学校以开办分校、校外办学点的形式,试办面向乡村、初中毕业起点3年制的医学教育,使他们乡里来乡里去。此外,还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强全科医学、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重点提高他们的实际业务工作上的能力,使毕业生适应乡村卫生工作的需要。
目前的乡村医务人员工作在农村一线,他们除了常见病的诊治,更重要的工作是公共卫生服务,最重要的包含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精神疾病管理等。要针对乡村医生的具体工作,制订相应的培训计划。各高、中等医学院校、有关学术团体和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承担乡、村两级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任务,充分的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组织支援乡村的各种培训项目,逐步的提升培训质量和水平。
各级政府应切实改善乡村卫生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定期对乡村卫生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情况做调查研究、监督检查,并不断总结经验。建立专项资产金额的投入,确保培训工作的持续开展。采用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方式,建立以区、县(市)财政投入为主,市财政适当安排,卫生单位和卫生技术人员相应承担一部分经费的筹资渠道。
目前村医从没有学历到成为合格的乡村医生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乡村医生也可经考核晋升为助理医师、医师,但因他们学历低、工作内容不同,这条路并不太适合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建议制订统一标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档次对乡村医生进行考核、评估,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长期在乡村基层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本着注重能力和业绩的原则,调整评审条件,并可适当增加岗位数额。同时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县级以下乡村卫生机构就业,并在工资待遇情况给予政策倾斜。